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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合作的有益尝试

1999-03-03 来源:光明日报 本报记者 宋晓梦 我有话说

尽管中外合作办学在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已不再算是新闻,但像北京中加学校这样,将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两种差异较大的教育思想融合在一所普通高中和高中后学校,这在中国的基础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建校之初,作为中加学校的名誉校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曾殷切地希望该校能够成为“国际教育合作的典范,现代教育思想的代表,培养优秀人才的摇篮。”如今,中国、加拿大两国国旗和中加学校的校旗在北京通州庄园中西合璧的校舍前飘扬了已近两年,在这里工作的中加教育工作者有何感受?记者访问了这所学校。

中国学生的知识结构像一口井,深而窄;西方学生的知识结构像一潭水,宽而浅,我们要把双方的优势结合起来。

中加学校成立于1997年3月26日,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与加拿大纽宾士省政府教育部和加皇国际投资集团共同兴办。成立当天,李岚清副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了该校全体领导。从这一刻起,加皇国际投资集团总裁彭建华先生,便把他的人生旅途延伸到一个新的领域。作为中加学校的理事长,彭总在谈到建校的初衷和学校的现状时说:中国的经济正在步入国际化,外国来中国投资的企业希望实现干部的本土化,中国的企业也要向国外发展,双方都需要既懂中国国情,又懂国际企业运作的人才。我们的学校就是要探索中国学生应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能力,才能适应国际化趋势对人才的需要。他说:中国学生的知识像一口井,深而窄;西方学生的知识像一潭水,宽而浅。因此我们要把双方教育的优势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成果,就是“META”教育模式。“M”即“广泛”,“E”即“扎实”,“T”即先进的科技素质,“A”即文化艺术修养。

在中加学校,随处可以感受到“META”教育模式的存在:校园里的咖啡屋,交给学生经营,只收成本费。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管理。这里是学生们讨论热门话题的场所,讨论的主题常常由学生会预先贴出布告。但有一点必须注意:进了咖啡屋,必须讲英语。学校里英语俱乐部就有十几种;网球俱乐部里也要用英语对话,在这儿不光学习体育技能,而且要培养高雅文明的气质。得益于这种氛围,中加学校学生的英语口语甚至比一流中学的学生还要好。去年五月开通的北京中加教育校苑网上学校,与加拿大教育网连接,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这种最现代化的国际教育手段,接受国际水平的教育,它为“META”教育模式的实施,又增加了一项可靠的保证。

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深厚,这对少数将来从事科学研究的学生很重要,但对于大多数学生,这样学习是浪费。

曾在实验中学当了十几年校长的王本中先生来中加学校任校长,是想为自己多年教育实践中形成的教改思想找一块实验田。他说:“在高考指挥棒下搞教改,就像在如来佛手心里翻跟头。”两年来,在摆脱了“如来佛手心”的中加学校,他在“实验田”里有哪些收获呢?

王本中校长讲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一位中国教师向加籍英语教师了解班里学生英语考试的成绩,加籍教师说:我不能告诉你,除非学生本人同意。就是家长来问也一样。这是学生的隐私权。中国教师大惑不解,通过校理事去问加方教育部,他们也作了同样的解释。如果不了解这些情况我们怎么对学生进行管理?在中方校领导和老师的要求下,加方教育部门表示:那就尊重中国国情,可以将学生的成绩告诉学校的管理者,但你们必须为学生保密。在中国的学校,公布学生考试排名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加籍教师看来,随便公布学生成绩是对学生极大的不尊重,学生的条件有差异,强调横向比较对多数学生会造成压抑。

王本中校长说:事后我反思了很久,觉得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一种“补差教育”:不重视发现学生的优势,想办法扬长;而是拼命发现他的弱点使劲补短。比如有的学生不适合学数学,我们就花大量的时间帮他补,等把他的弱项补到一定的程度,他原来的优势却因没有时间去发展变得平庸了,结果是造就了一大批标准件。社会的需求是多样的,学生的个性发展也是多样的,用一个标准一种模式来培养学生,是我们教育观念、教育制度的误区。我们常为我们学生的基础知识深厚感到自豪,但许多教育家认为,这样学习,对少数将来从事研究的学生是必要的,对大多数学生来说是浪费。

现代教育观念需要有制度配套才能变为现实。

王本中校长认为:全面发展不等于平均发展。全面发展的前提是承认差异,差异决定了教育的多元化。不能一点统一要求都没有,但统一的标准应该是很低的,达到公民的基本素质就可以,这样学生才有精力去发展自己的专长。”

有了这些现代教育的理念,中加学校对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学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允许学生对课程进行选择。学生对不喜欢、不擅长的学科,只要达到国家教育大纲规定的最低标准就可以,节省下时间充分发展自己的特长,学习自己有兴趣的知识。中加学校的学生不像重点学校的学生程度那么齐,针对这一特点,学校采取分层教学。例如外语课实行小班教学,每班只有30—35人,再按程度将每班分为三个小组,每个教师带一个小组。当然,这需要对老师进行统一调配,往往一个年级上英语课,就要把全校的英语老师都集中到这个年级。数学等学科也都采取类似的办法,使每个学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

这些做法在中国教师和家长中一度阻力很大。中加学校的教师都是各个重点学校挑来的,在他们看来,一流的学校怎么能允许学生有的学科只达到最低要求?家长担心:我的孩子在低水平的小组,将来升学怎么办?

先进的观念必须有配套的制度。北京市教委对中加学校的改革给予了大力的支持,他们把会考的权力下放给学校。学校也为学生设计了三个出口:在国内上大学的,高二以后集中进行文化课的强化;去国外读大学的,根据国外大学宽进严出的特点进行准备;愿读本校高中后职业教育的,学校现有的课程就能衔接,高中后的毕业生可以择业,也可以免试升入加拿大综合大学二年级。这样一来,老师放心了,家长放心了,学生也放心了。

王本中校长感慨地说:我常常琢磨,为什么加籍教师总说在他们的国家学生很少有厌学问题。现在看来,就是因为课程标准是多元的,出口是多元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选择,不必在巨大的压力下读书,学习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乐趣。

经过两年的探索,中加学校已初步建立起一套现代教育的架构。包括管理上的学分制:中加学校没有留级制度,但不够学分不能毕业,早积够学分可以提前毕业。人们期待着:这个窗口能为我们吹进更多现代教育之风,并像该校首席顾问、原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杨海波为该校提出的那样:“结合中西两方教育的优势,大胆尝试创新,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的新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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